【中国故事】
作者：李存刚（四川省雅安市作协副主席）
称 谓
军城头，是一个颇有些历史渊源的地名。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属于现在的四川省天全县解放街的一部分。南宋中期以前，这里曾经是一座石头城，常年有士兵戍守，故名军城。天全人在“军城”后加上个“头”字，有表示此地的意思，也隐约包含着源头之意。
“大先生”家的私人中医骨伤科诊所，就在解放街中段，两间临街的老式木头瓦房。天全人但凡有跌打损伤，那两间老式木头瓦房一直以来都是必定要去的地方，却都不说去诊所，而是说“快，去陈怀炯家”。说的既是陈怀炯这个人，更主要的是陈怀炯家世代相传的中医药骨伤科技术。
插图：郭红松
我在县城一山之隔的溪头沟里出生。长到可以翻山越岭后，每次和大人一起进城赶集，大人们总会指着那两间老式木头瓦房告诉我：“那就是陈怀炯家。”每次大人们都这样说，很明显是在担心我的记性还不健全，有朝一日如果有需要时不知道该去向哪里。
陈怀炯就是“大先生”的本名。那时，我不过是个懵懵懂懂的孩童，只觉得大人们一次次提到的这个人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对于大人们的指认，还没来得及养成进一步思考的习惯和能力。
事实上，陈怀炯家的中医骨伤科诊所那时已经变成了城厢镇中医外科医院，沿着解放街往前，拐过一个弯，就能看到一棵高耸入云的桉树，登上桉树下的几级石梯，跨过一个小院，就能进到医院里。可是，尽管医院已经搬到了新址，大人们却一如既往，每次打桉树下的街面路过，依然会指着挂了城厢镇中医外科医院门牌的那个人头攒动的院子告诉我，那是陈怀炯家。说的明明是医院，却只字不提医院二字。
后来有一天，我果真成了一个病人，进到中医外科医院的大门里去。我是被父亲背着进去的。起因是双膝突然而起的剧烈疼痛，让我无法再像往日一样蹦蹦跳跳，甚至无法下地行走。一路上，父亲不停地安慰我，其实也是自我安慰道：“没事没事，去陈怀炯家看看就好了。”
那天，中医外科医院的诊断室里挤满了人。我被父亲摁在膝上脱掉裤子，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医生不由分说抓住我，在膝关节上前后左右摸了几下，然后拿起一根褐色的细棍在酒精灯上点燃，对准了我的膝关节。看着细棍上飞溅的火花，我“哇——”一下就哭了起来。我想我那天的哭声一定很吓人，我的挣扎也一定很强烈，以至于从医院出来后，老长时间都上气不接下气。多年以后，我当着父亲的面回忆起这个场景，父亲竟用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你叫得像杀猪一样的！”父亲说完便哈哈大笑。
在溪头沟，每年冬天我都会若干次见到杀年猪的场景，当肥美的年猪被赶出猪圈，摁上杀猪凳，那绝望的嚎叫声，直到屠夫明晃晃的大刀下涌出一大盆鲜血后才渐渐止息。可在我被父亲背着进到中医外科医院的诊断室，又被父亲抱着离开的时候，我的膝盖上也没见一滴血，我想我应该是被医生满脸的络腮胡子和他手里火花飞溅的细棍吓着了。
后来学了医，毕业分配工作以后，我幸运地与“大先生”成了同事。这时我才知道，当年为我医治膝关节疼痛的人竟然就是“大先生”，他手里举着的那根火星四溅的细棍，叫“观音针”，由麝香、冰片、硫黄等中药制作而成。
我同时知道，当年，“陈怀炯家”的骨科诊所之所以摇身一变，成为城厢镇中医外科医院，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并再次迁址，变成县中医医院，其实是有原因的。
陈怀炯在陈家同辈的三兄弟中排行老大——这也是他被称为“大先生”的一个原因——他另外两位兄弟也都是当地人人皆知的骨科医生，分别被人尊称为“二先生”和“三先生”。随着“陈怀炯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军城头那两间老木屋已经无法满足日常工作所需，三位先生早就无法应付日渐增多的病人。恰巧这时候，国家开始倡导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大先生”于是和县里相关部门的领导一拍即合，成立了城厢镇中医外科医院，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工作场所问题，又让像我一样从学校毕业的医学生有机会进到医院工作，从而解决了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而“大先生”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继续从事临床一线工作，继续做一名医生。
这些事，现在不过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但即便今天，依然有人对“大先生”当年的决定感到不理解。有人甚至假设，如果“大先生”不把自家的中医药骨伤科技术“捐献”出来，他们家现在的年收入该有多少？这样的疑问和假设，也许就连提问者自己也无法给出精确的答案，人们于是感叹：哎，这就是境界啊。
事实是，当年军城头的小诊所如今已变成了一家年门诊量六十多万人次的国家三级中医医院，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大先生”家的中医药骨伤技术。而“大先生”呢，至今依然拖着八十高龄的身体，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早上5点多便赶到医院上班。
这是他此生最乐意为之的事。
这也是他被称为“大先生”的根本原因。
理 由
我是1994年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医院工作的。
那时候，城厢镇中医外科医院已经更名为县中医医院，并从解放街搬迁到了北城街。
我们的工作是“两班倒”。就是将医生分成两拨，一拨从早上7点开始上到中午12点，晚上6点上到晚上9点；另一拨从中午12点开始，上到晚上6点。前者叫早晚班，后者叫中班。两个班次无缝衔接，中午不停诊。
自打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每天都跟着“大先生”，先到住院部查房，然后门诊。我们上的是早晚班。
排班表上安排的早晚班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下班时间是晚上9点。但“大先生”每天6点不到就到了医院，先到住院部查房，为住院患者换药，接着是门诊。而晚上则是5点一过就到医院，同样是先到住院部，查看当天新入住的病人，接着继续门诊。晚上的下班时间是9点，事实上是必须干完当天所有的活儿，这些活儿包括：看完当天所有的门诊病人、准备好第二天早上要用的药品和材料、打扫门诊诊断室的卫生。
值得一说的是打扫诊断室的卫生。同样的工作，我每天下午6点上班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一遍，只不过那时主要针对的是诊断室外部。这是从我到医院报到上班的第一天起，“大先生”安排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此外才是业务学习。对此，我内心其实很是不解，却一直没勇气表达出来，只想着既然“大先生”安排了，那就干吧。
门诊室外是一排长条凳，上面沾满了血迹和泥污。对面诊断室的外墙上贴了通壁的白色瓷砖，齐头高的墙面也沾满了黑褐色的血迹和黄色的泥污，星星点点，醒目得刺眼。我要做的，是在更衣室换上工作服以后，打来满盆清水，拿着毛巾，先是墙面，接着是长条凳，将那些血迹和泥污，一点点擦拭干净。纤尘不染是做不到的，但至少可以保证有需要的人能随时放心地坐在长凳上。
必须承认，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当我端着装满清水的盆子走出诊断室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相当抵触的。那时候诊断室里还有不少病人正在排队等待就诊，其中有熟人认出我是刚毕业分配到医院工作的年轻医生，便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却不好意思做出同等热情的回应，要么红着脸发出连我自己都不太能够听明白的应和，好些时候是直接扭过头去，假装没听到他们的呼唤。因为在我的感觉里，他们呼唤我的神情和语气，乃至看我的眼神里，似乎蕴藏着一股意味深长的异样，不像是一个病人面对医生时的语气和神情。我好不容易考上中专“脱了农皮”，又在学校学了四年医，现在参加工作了，却还要每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干着打扫卫生的活计。
这便是我那时最真实、最深刻的想法。它像一蓬野草，在我心底里日渐疯长、蓬勃着。
显而易见，在我以为的和我置身的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落差。这样的心理落差，也便是我不解和羞赧的根源。
转变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但不是因为习惯了，便成了自然，而是因为一个无意间的发现。这个发现来自若干时日以后。有一天，在又一次不情不愿地擦拭着长凳和墙面的时候，我猛然注意到，有些人在走进诊断室成为我的病人之前，就坐在诊断室外的长凳上，或者靠着白色的瓷砖墙面，焦急地等待了不少时间，而当我拿着毛巾擦拭他们遗留在长凳和墙面上的血迹和泥污时，一抬头，就能看到同事们站在我已经站立过若干时日、稍后还将继续去站立的地方。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视角里，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出病人们痛苦不堪的脸，那一刻，我仿佛也成了一个病人，正等待着诊断室里的医生叫到自己的名字。
我惊呆了。再拿起毛巾时，手里的擦拭便变得更加有力更加快速，似乎根本不是在擦拭，而是在为自己，也在为我的病人们加油鼓劲。似乎这样一来，我的病人们伤口上的出血就会很快停止，身上的伤病就会很快痊愈。
相比而言，诊断室内部的卫生就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了。自然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基本上没有病人，再没有人看到我除了做医生还兼顾着清洁工的活计。简单则是因为它是每天下班离开医院前的扫尾工程，在班的三个人，包括“大先生”都会参与其中，分工明确，协同进行。分工通常是：“大先生”专门负责清理治疗桌下那只铝制垃圾桶，每每诊治完最后一个病人，“大先生”便拿起垃圾桶，将铝桶里装得满满当当的医疗垃圾处理掉，然后打来清水，一遍遍、仔仔细细地刷洗，直到铝桶上的锈迹完全清晰地裸露出来。我或者另一个同事负责整理并清洁治疗桌和桌上装满中药和医疗用品的瓶瓶罐罐，并将瓶瓶罐罐里的药物补充齐全，以满足第二天一早的工作所需。余下的一个也就拿起毛巾，像晚上正式上班之前我做过的那样，擦拭诊断室里的桌椅板凳、墙面、门窗上的血迹和泥污。
在医院工作的日子里，可能是我们最放松最惬意的时刻。很多时候，“大先生”把垃圾桶清洗完了，我和另外一位同事负责的部分还在进行，“大先生”便不由分说加入我们。这时候，“大先生”就会天南海北地给我们讲一些逸闻趣事，或者说一些医院发展到今天所经历的大事小情，或者就某个病人的病情与我们展开讨论，好些困扰我多日的问题，往往因为“大先生”的某一句话获得了圆满的解答，让我一瞬间豁然开朗。
我能够进到医院工作的原因和经过，就是在某个晚上正打扫卫生的时候听“大先生”说起的。1994年，我们一同毕业回到县里分配工作的医学生有八个，有男有女，有城里娃也有乡村娃。医院分管人事的领导将八个人的材料拿给“大先生”，“大先生”看过之后，便从一大堆材料中把我抽了出来，我从而得以留在县城。
“大先生”说他给出的理由就三条：第一，这娃是溪头沟的，农村娃，干活肯定踏实；第二，从手写的自我鉴定看，这娃的钢笔字写得不错，文笔也还过得去，正好适合将来到住院部写病历；第三，从照片上看，这娃长得还算壮实，干骨科就需要有劲，合适。
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甚至没想到，事情的经过原来如此简单，我更没想到“大先生”会在这样的场合、这么一个时刻，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事情的原委。我望着“大先生”，他看起来是若无其事、自然而然的，但是我想，他之所以这么做，应该不单单是为了让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肯定有其深刻的用意。就像阳光雨露之于一棵小草，润物无声一直是“大先生”喜欢且擅长的方式。
恍惚间，我觉得我已经多多少少懂得了“大先生”的良苦用心。
家 人
1995年除夕那天早上，我正跟着“大先生”进行每天例行的查房，忽然听他“哦”了一声，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被遗忘的紧要事情。具体是什么事，“大先生”没有明说，但我很快就知道了——随后，“大先生”便过问起我春节期间的安排，对我说：“查完房你就回溪头沟去哇，好生和家人团个年。但有一个要求，明天中午必须来我家，一起吃个饭！”
“明天不是大年初一吗？”我有些不明就里，只好明知故问。在我的印象里，这是“大先生”第一次对我说出如此不容置疑的话，而且说的还是大年初一、在他家里吃饭的事。
“对啊。都来的！”“大先生”说，语气重又恢复了惯常的轻描淡写样，仿佛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情，而不是有意在制造悬念。可事实却正好相反。“大先生”先说到和家人团年，还告诉我大年初一去他家里吃饭是“都来的”，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参加工作半年不到的愣头小青年而言，已经在事实层面制造出了绝对的悬念效果。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大先生”膝下有三个儿女，大女儿在税务部门工作，二女儿学的是中医针灸专业，在医院从事康复理疗工作，小儿子正在学校学习临床医学，不久后也将回到医院成为我们的同事。“大先生”说“都来的”，我猜，首先应该是有另两位先生，还有就是医院里的其他同事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当我跨进那两间临街的老式木头瓦房时，大部分同事已经赶到“大先生”家里。几大桌丰盛的菜肴已经上桌摆好，我一到，就只等值班的同事干完活儿赶来了。
毕竟是第一次跨进小时候无数次听大人们说起过的“陈怀炯家”的大门，我心里既期待又忐忑。动身前往之前，我曾想到是否带上一点礼物。作为一个后生，跟着“大先生”学习中医接骨技术，事实上便是他的学生，尽管一直以来我叫他“老师”时从没见他应承过，但在新年的第一天登门，不带点礼物似乎有悖常理。可在临行前最后一刻，我还是放弃了。
因为，我想起不久前听到的一则旧事。
事情的主角是医院里的一位同事。有一年春节，这位同事从老家逮了土鸡、拿了腊肉去给“大先生”拜年，对“大先生”一直以来的关心表示感谢。这位同事把“大先生”家的门敲开以后，就提着东西准备进屋。“大先生”堵在门口，黑着脸，叫他把东西放下才让他进门。这位同事只好照办，进了“大先生”家，在“大先生”热情的招呼下，喝了茶，摆了一会儿“龙门阵”，离开的时候，又被“大先生”亲自送到门口。“大先生”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位同事的想法，冲这位同事吼道：“从哪里拿来的拿回哪里去！”这位同事假装没听见，想乘着夜色开溜，压根儿没想到“大先生”会追出家门，把一直放在门口的土鸡和腊肉提起来，丢到同事面前，大红公鸡被摔打在地，发出一阵高亢的嘶鸣。“大先生”的怒吼和大红公鸡的嘶鸣，先后在夜晚的军城头突兀地响起，又传出了老远，一下将这位同事逃之夭夭的脚步止住。
这则旧事，最初是由一位老同事讲述给我听的，后来还从别的同事那里听到过若干次，就是“大先生”本人，也把“这位同事”直接替换成了人名，亲口讲给我们听。除了个别细节上的出入，事情的基本经过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在1995年大年初一这天，我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纯粹的“食客”，跨进了那两间想象过无数次的老式木屋里。然后与同事们和“大先生”的家人坐在一起，吃猪头、猪尾肉，吃用煮猪头猪尾的汤汁煮成的干竹笋、干四季豆、白萝卜，吃蒸烧白，以及其他一些川地人家团年饭常见的菜肴。
从小我就听大人们讲，猪头、猪尾肉预示着有头有尾，混煮的干竹笋、干四季豆、白萝卜寓意大团圆……特别的是有酒，更特别的是平时滴酒不沾的“大先生”挨个给同事们敬酒，随后同事们纷纷起身回敬，接着是互敬。那架势和气氛，俨然就是一大家子人在吃团年饭。
事实上，“大先生”是真把同事们当作家人看待的。在我进到医院工作之前的若干年里，每年大年初一他在家里设宴请同事们一聚，就已经是形成了多年的惯例。我到医院工作以后，这个起始于医院成立那一年的惯例还持续了好些年。我和同事们都把它当成了一个仪式，每到大年初一这天，便自动会聚到“大先生”家里……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02日 0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